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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美与桐城文化

作者:朝阳初启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0-8-16 【字号:  

   1964年6月至8月8日,美国夏威夷大学正在主办第四届东西哲学家会议,6月30日方东美先生在会上用典雅、地道的英文宣读论文《中国形上学中的宇宙与个人》,该论文引出各国学者对先生的极高评价。大会发起人、夏威夷大学哲学系主任查理摩尔教授说:“我今天才知道谁真正是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英国牛津大学中国明代思想史研究专家麦克慕兰教授说:“真未想到一位东方人,以英文著述,向西方介绍中国哲学思想,其英文之造诣如此优美典雅,求之于当世之英美学者亦不多见。”日本禅学大师、年逾九旬的铃木大拙品评方先生的论文是“冠绝一时,允称独步,不愧精心结撰,压卷之作。”(孙智燊:《言有尽,愿无穷》,引自杨士毅:《方东美先生纪念集》P83)。

    方东美(1899--1977),名珣,字东英,后改为东美,安徽桐城杨湾(今属枞阳县)人。现代著名哲学家,新儒家的代表之一。方东美出生于桐城书香世家。笔者曾有幸与方东美弟子、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孙智燊先生(笔名孙格拉底)有过电子邮件的联系,据孙先生介绍:方东美先生系出桂林方,中一房,方以智是他第十四世嫡祖。东美二哥方琛、号义怀(意槐),是有名的教育家,曾任桐城中学校长,桐城教育局长,一生多在桐城。孙先生介绍说,方东美的《年谱初稿》记载:1899年,他生于中国安徽桐城县大李庄杨树湾(据笔者考证:大李庄杨树湾今属枞阳县义津镇杨湾乡),他父亲是续堂公。孙先生还说,今天公认方先生是 “民国以来,我国在哲学上真正学贯东西的第一人”!孙先生称道:“他学问真好。不在中文系,可中文比中文系教授好;不在外文系,可外文比外文系教授好;不在西洋,可西洋哲学比西洋人好;不在和尚庙,可佛学比和尚好。”

    孙先生感叹曰,方东美先生本人二十五岁离开家乡之后,没有再回去过。恐怕家乡记得他、知道他、认识他的乡亲朋友已经不多了。其实不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界对方东美哲学的关注与研究逐渐热起来,近年来大有形成“显学”之势。《方东美集》、《方东美思想研究》的付梓,系列论文的刊出,博硕论文的研究等等,方东美及其生命形上学在华人学术界、甚至西方学界逐渐有了继承人和研究者。

                        一、桐城的自然、人文环境

    方东美出生于桐城。说到桐城,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那就是在1949年建国之前,桐城的地理面积包括今日桐城、枞阳两县区,所以不明白历史的民间总有人提出所谓“枞阳出人,桐城出名”的说法,意在讥讽今日桐城的“有名无实”。的确,桐城历史上的诸多名人如方以智、刘大櫆、吴汝伦、朱光潜、方东美等大多属于今天的地理上的枞阳辖区(旧桐城的东乡与南乡),但是我的看法是,今日桐城与枞阳两地分居的局面是由于行政区域划分导致的,而我们应该将二者看做是一个 “桐城文化圈”的组成部分,不要作人为的割裂,这样就可避免一个是“有名无实”、一个“有实无名”的尴尬处境以及两地文化名人籍贯权争夺的纷争。因此,本文探讨的“桐城”文化,是包含桐、枞两地在内的桐城文化圈。

    桐城位于安徽省中部偏西南,地处长江北岸,大别山东麓。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山地、丘陵、平原依次呈阶梯分布,属亚热带气候区,气候温和,雨水充沛,四季分明,宜林、宜农、宜牧、宜渔。“桐城”最早得名于唐至德二年〈757〉,因忌安禄山叛唐改当时的同安县为桐城县。桐城最高山峰为华崖山,海拔1065米;桐城最大湖泊是菜子湖,约35平方公里。在自然风景方面,有所谓“桐城八景”——桐梓晴岚,练潭秋月,投子晓钟,孔城暮雪,浮山夕照,枞川夜雨,竹湖落雁,荻埠归帆。山水形胜与人文底蕴相得益彰。

    桐城历史悠久,文风昌盛,为江淮文化圈的发祥地和集中地。早在春秋时代,即称桐国;公元757年正式建县,公元1996年撤县设市,历时1200余年。其间人文勃兴,代有英才。唐宋两代的曹松、李公麟,一以诗名,一以画显,曹松著有《曹梦征诗集》,李公麟被誉为宋画第一。明清时期中进士者就达240余人。其中,明末大思想家、科学家方以智堪称“十七世纪罕无伦比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特别是以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雄霸文坛 200余年,拥有作家1200余人,创作传世作品2000余种,是中国文学史上迄今为止时间最长、作家最多、影响最大的散文流派,享有“天下文章,归于桐城”之美誉。

    近现代桐城名人有美学宗师朱光潜,一代大哲方东美,革命家、外交家黄镇,农工民主党创建人章伯钧,计算机之父慈云桂。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吴汝纶先生创办的桐城中学已是百年名校,目前全市每年向高校输送新生2000多人,高考达线率保持全省领先水平。桐城是黄梅戏之乡,孕育了以严凤英为代表的一代黄梅戏表演艺术家。桐城也因此而成为安徽省历史文化名城,享有“文都”盛誉。自古桐城文化是皖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桐城派作家群桐城人文精神有善于敢于创造革新的传统,毛主席接见苏联大使时说:“桐城出了六尺巷,让他三尺又何妨。”宽阔的襟怀开放的视野,是江淮长廊文化为江河湖海文化造就的结果。“八山一水半分田,还有半分是家园”典型山区的桐城,成为文化大省安徽的重要文化版图。桐城位于大别山南麓,长江北岸,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是一座著名的文化古城。桐城是“桐城派”的发祥地和大本营。该地明清两朝读书风气极盛,整个桐城境内,书院多、私塾多、家学多,读书人更多,“通衢曲巷,夜半诵书声不绝”。马其昶《桐城耆旧传》记载,桐城人科举应试,明代自永乐到崇祯年间,中进士者80人,中举人者165人;清代中进士者154人,中举人者628人。可谓人才荟萃。桐城文庙是桐城传统文化的象征,也是重视读书进阶的象征。

    一般认为,曾经因“五里三进士,隔河两状元”而名动天下的桐城小龙山是桐城文化勃兴的发源地。至于桐城文化勃兴的原因,有人提出,是因为桐城距当时的京畿(南京)较近,近水楼台,流风所及;同时兼有枞阳水陆码头为当时商旅云集之地,商品经济较为发达云云。也许这些是文化勃兴的成因(或曰条件)之一,但据此立论则似乎缺少应有的说服力。须知当时的南京周围、沿江两岸,条件优于桐城的当有许多(比如扬州),为什么都没有出现桐城现象?我认为要分析桐城文化兴起的原因,应首先从所谓的“桐城文化”本身入手。需要是存在的理由,更是发展的基础。桐城文化真正兆起,与明末的复社有一定的渊源。方以智、钱澄之辈或以其学识或以其“骨气”为时人崇仰,多少与当时的民族情绪有关,包括清初的戴南山。它反映了明末特别是清初大部分汉人的一种民族(种族)情怀,这从“南山案” 中可以看出端倪。桐城的民间传说中,南山(戴名世)的声望比灵皋(方苞)的声望要高出许多,这多少也是这种情绪的反映。但桐城文派的真正立宗是从姚鼐始,始祖推至灵皋,并不包括成就很高的方密之(以智)和戴南山(名世),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治学的路径和成就的方面不同,更重要的是因为社会需要的思想内容有了改变。梁任公(启超)曾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对戴南山的史识和文章的组织力大加赞赏,称“南山之于文章有天才,善于组织最能驾驭资料而鎔冶之,有浓挚之情感而寄之于所记之事,且蕴且泄,恰如其分,使读者移情而不自知”。照理说,谈桐城文章不说戴南山应该是没有道理的,唯一的解释是社会和政治的需要。在同一书中,梁启超对方密之也是赞赏有加,并用惋惜的语气称后来的桐城学风不循密之的路走而循灵皋的路走是很可惜的事。后来的桐城派提出“义理”、 “考据、“辞章”,直至被推为天下文宗,固然与桐城诸杰的成就有关,也与统治者为统治需要而着力提携有密切的关系。张英、张廷玉父子分据文华殿大学士,前后掌礼部、户部等多年,张廷玉更是历仕三朝(康、雍、乾),生前爵至侯伯,死后得配享太庙,开清朝立国入关以来诸多的先例,其中透露出来的消息很令人寻味。从这个意义上看,桐城文化应该是在官僚文化与读书传统的双重影响下形成的一种文化特色。

    另外,作为一个地方文化群落,若要兴盛还要有相当的群众文化基础。老百姓最需要的是是生计,是活路。桐城西部是大别山的余脉,土地贫瘠,物产困乏;东部滨临长江,水灾频仍,人口稠密,仅从有限的土地里刨食,显然难以自给。因此,桐城的乡间从古以来手艺人特多,民间有“荒年饿不死手艺人”一说。封建时代的科举考试,使士子一夜成名,张英父子、程芳朝、汪志伊等成功的典型,读书致仕,给乡人提供了一条摆脱贫困的的希望之路。于是乡校、私塾大兴,向学求功名者日众,渐渐演变为地方乡风。读书人多了,文化的积淀自然也就厚了,知书识礼便被乡民们奉为雅事,所谓“桐城文化”一脉便慢慢地被承继下来。“桐城文化”让乡间后人受益的也许就是这些。桐城有这样一个传统,家里再穷,也要供孩子读书。即使是封建时代桐城乡间的男人,很少有不能识文断字的文盲,老师在桐城也一直享有较高的地望。

                              二、起步桐中的方东美

    有百年历史的桐城中学真可谓是桐城近代文化教育与人才成长的摇篮,近代以来桐城籍的文化名流大多出自这所晚清名士吴汝伦创办的中学。朱光潜、方东美、舒芜等都曾在桐城中学读书。这所龙眠山南麓的不大校园,于今仍然学子如流,古色古香。

    吴汝伦为桐城中学题有一联曰:“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横批是“勉成国器”。上联是时间上的目标展望,下联是空间上的中西贯通。百年树人,中西贯通,在朱光潜、方东美等是师身上得到最显著的体现,后来的人才实绩不断印证了这个教育理念。

   与庄子、尼采一样,方东美也被称为“诗人哲学家”,诗意的语言与哲学的体系,形上的理境与形下的灿烂,华美的章法与宏阔的构思,是那样完美的统一在他的讲演、著作中。这与他的先天气质有关,也与从小受到严格的文章学与艺术思维训练有关。1902年,3岁的方东美开始读《诗经》,在“儒家的家庭气氛中长大”。1913年14岁的方东美进入桐城中学读书,直到1917年考入金陵大学预科,他在桐城中学度过了四载的少年时光。方东美在桐中时与后来在美学、文学批评方面卓然成家的朱光潜先生同学。方东美童年即酷嗜庄子等典籍,在中学时对桐城古文也有深究,大他遗憾于桐城文章长于叙事言事,短于谈玄说理。因此他后来没有象朱光潜那样走向文学批评与美学研究,而是走向了哲学与形而上学的一途。庄子的诗意境界深深影响了方东美以后的致思路径,而传统文化、国学根基以及桐城古文的训练也形成了他华美丰赡的哲学著述风格。

    1916年,方东美从桐城中学毕业,考入金陵大学攻读哲学,在校参加李大钊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主编该会机关刊物《少年世界》,发起成立“中国哲学社”,并任社长。1921年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写出《柏格森人生哲学述评》硕士论文,获好评。后转入俄亥俄州大学师事莱森,研究黑格尔哲学,完成博士论文《英美新实在论之比较研究》。1924年学成归国,先后在武昌高等师范、东南大学、中央政治学校、中央大学任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随中央大学到重庆,任该校哲学研究所导师,教学之余从事佛学研究,写出《华严宗哲学》、《哲学三慧》等著作。1934年,被推为中国哲学会第四后理事会理事。抗日战争胜利后,随中央大学返回南京。1948年去台湾,受聘为台湾大学、辅仁大学教授,继续致力于哲学教学和研究。1961年应邀访问美国,先后任南达柯州立大学、密苏里大学、密执安大学访问教授。1964年参加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其论文《中国形而上学中之世界与个人》受到极高评价。1973年6月退休。 1977年逝世,根据他生前遗嘱,将其骨灰沉入台湾靠大陆一侧的海湾中。

    方东美从事哲学研究与哲学教学50余年,熔铸东西、古今文化于一炉,在海外有“一代大哲“之称。在台湾大学哲学系。他主要讲授《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魏晋三玄及隋唐大乘佛学》、《科学哲学与宗教》、《中国大乘佛学》。他认为中国哲学思想传统有四大主潮: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大乘佛学、宋明理学。四者体现了中国哲学的三大通性:其一,旁通统贯或叫做‘一以贯之”;其二,不拘于知识而重由知识成智慧;其三,人格的超升。他把佛洛依德以前重在揭示人的理性行为的心理学称为“浅层心理学”;把佛洛依德重在揭示人的非理性行为的心理学称为“深层心理学”;而把他自己不断提高生命价值的学说称为“高度心理学”。 1987年,方东美先生逝世10周年之际,台北市召开“国际方东美哲学研讨会”。中国大陆曾将“研究方东美哲学思想”列为国家七五计划中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项目,美国等一些国家和地区亦相继成立了研究方东美哲学思想的学术机构。其主要著作有《科学哲学与人生》、华严宗哲学》、《哲学三慧》、《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生生之德》、《新儒家哲学18讲》、《中国哲学之通性与特点》、《原始儒家思想之因袭及创作》、《方东美先生演讲集》、《坚白精舍诗集》等。

    一代诗哲方东美殁后,他的不少弟子或后学如成中英、刘述先、陈鼓应等都接连撰文、演讲,由衷地赞叹其师的人格、德行和哲学思想,并表示绍传其学。当代著名思想家,新儒学的巨擘杜维明推许其为“哲学家的风骨”。台湾学者沈清松更称其在真正贯通中西学术的现代学人中,“唯方先生一人”,可见推崇备至。而在九十年代两次由大陆学者编纂的当代新儒家的学术辑要中(分别由方克立、黄克剑主编),方东美的名字都赫然列入其中。对于一位终生究心于中华学术文化的学人来说,他的身后殊遇,足以说明其平生志业正被越来越多的世人所理解和接纳。哲人泉下有知,或可含笑于九泉矣。

    1974年元宵节,75岁的方东美先生作咏梅诗一首,诗云:

            浩渺晶莹造化新,无云无霞亦无尘。

            一心璀璨花千树,六合飘香天地春。

    在方东美看来,宇宙大化,生生不已。天地间万物各张其性,一草一木,生香活意,均秉造化之至理,出妙然之天真。就梅花而言,一种平淡无奇的花,并无峥嵘之气象,却几乎集天地之美于一身。她在严寒的世界中孕结生命,在冰雪的天地里商兑姿容,待其千数璀璨,暗香飘溢,寒冬过后,春意无边,似乎能将整个世界过滤。因为宇宙间充满盎然的春意、创造的精神、精进的魄力,哲人诗家,若能禀承天地造化之理,奉持一颗璀璨的心灵,便能化枯朽为生机,达到境界的超越。晚年的方东美,可谓达到了这样的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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