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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古文与时文的关系问题

作者:钱仲联    文章来源:本站收录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0-8-28 【字号:  

  近人诋诃桐城派古文,往往把它跟时文(八股文)相联系。此说有它一定的根据,但缺乏全面分析,因而看到了一面,却忽视了另一面。就古文与时文的关系来说,唐宋古文对明清时文产生过影响,明人孙矿曾自己承认:“至二十五岁,始知爱欧阳文。二十六岁而熟读《韩非子》,手节录之,以资举业。”(《孙月峰集》卷九《与余君房论文书》)桐城派的方苞也主张学者切究于唐宋八家,“而以求《左》《史》《公》《谷》《语》《策》之义法,则触类而通,用为制举之文,敷陈论策,绰有余裕矣。”(《古文约选序》)著名的时文家如唐顺之、归有光、艾南英、方苞,正是因为于古文有湛深的造诣,所以时文的成就也超出于辈流。而时文又转而影响了明清的古文,公安派的袁宏道在《与友人论时文书》(《袁中郎全集》卷二十一)中,就曾为时文张目,认为“卑今之士”,“彼不知有时也安知有文”。因此,明清古文理论家,有时不免用写作时文的一套理论来处理古文,写作上有的也不免沾上一些时文的气息。但是二者的循环影响,主要却在于古文影响时文的一面。古文影响时文,所以提高时文的水准;而时文影响古文,则是降低古文的品格。其实,就时文所受的影响而言,古文的影响固属重要,而四六以骈偶为文,无宁说是对时文更有直接的影响。而且不仅是四六,明代的传奇也曾对时文产生过影响,贺贻孙《激书》卷二“涤习”条所举黄君辅因汤显祖授以《牡丹亭》而悟到“‘先生教我文章变化在于是矣。……先生填词之奇如此也,其举业亦如此矣。’由是文思泉涌,挥毫数纸,以呈先生。先生喜曰:‘汝文成矣。……’趣归就试,遂捷秋场,称吉州名士。”可以证明时文所受影响,并不是单一的。影响不能改变不同文体的特性,古文自是古文,时文自是时文,尽管写作上有时会相互沾上一些气息,但写法毕竟殊异。何况这种影响,也不是清代桐城文派盛极一时以后才发生。

  谓桐城派以时文为古文的说法,不始于今,清人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三《与友人书》里引方苞同时人王若霖的话,说“灵皋(苞)以古文为时文,却以时文为古文。”近人持论,不出这个范围。而桐城派古文之所以被认为时文的变种,其原因如评论家所述,不外如下三点:
第一,桐城派初祖方苞和桐城派所宗尚的明人归有光,都是时文名家。

  第二,方东树《书归震川史记圈点评例后》:“近世有肤受颛固僻土,自诩名流,矜其大雅,谓圈点抹识批评沿于时文伧气,丑而非之。”意谓归、方评点《史记》,姚鼐选《古文辞类纂》所采用的评点,有类于时文选本的做法。

  第三,掎摭方、刘、姚论文语中三数语以为说,如刘大櫆《海峰时文论》曾说: “谈古文者多蔑视时文,不知此亦可为古文中之一体。”姚鼐《惜抱轩稿序》曾谓读正德、嘉靖间人时文以后,“乃见初立经义(时文)本体,与荆川、震川所以为文章之旨,恍然曰:是亦古文耳,岂二道哉!”《陶山四书文序》说:“使为经义者能如唐应德、归熙甫之才,则其文即古文。”《停云堂遗文序》说:“即今之文体(指时文)而通乎古作者文章绝盛之境。”

  其实,这三个论据,只能说明问题的一面。明清两代著名文人,谁不曾在时文中翻过斛斗以通过科举这道关,何止古文家是如此。方苞固然是时文名家,刘大櫆、姚鼐却不曾以时文能手著称。事实上,桐城古文家的创作实践,与时文是有鸿沟之殊的。此其一.

  关于评点问题,章学诚在《古文十弊》中曾说:“时文可以评选,古文经世之业,不可以评选也。……评选之人,多非深知古文之人。……有明中叶以来,一种不情不理,自命为古文者,起不知所自来,收不知其所自往,专以此等出人思议,夸为奇特,于是坦荡之途生荆棘矣。”“塾师讲授四书文义,谓之时文,必有法度以合程式。……为初学示法,亦自不得不然,无庸责之。惟时文结习深锢肠腑,进窥一切古书古文;皆此时文见解,动操塾师启蒙议论,则如用象棋枰布围棋子,必不合矣。”这当然是有见地的。但就评点来说,还应该分别对待。首先,评点并非始于时文家。唐人刘蜕《文泉子集》卷三《文冢铭》里,已有“朱墨圈”之谓。南宋人如罗椅的《精选陆放翁诗集》、刘辰翁的评《王右丞集》(以上二种《四部丛刊》初编有影印本)、《王荆公诗集》(商务印书馆有影印本)、方回的《瀛奎律髓》等,或施圈点,或评点兼施,都是在明人评选时文以前就有了。因此,古人施评点,不一定就与时文有联系。
  复次,桐城派评点古文与评点时文的方法并不相同,围棋谱不应该混淆作象棋谱。如明人茅坤《唐宋八家文钞》那样彩色圈点,用评时文的手眼评点古文的是一种类型,这诚如章氏之所讥。至于如归、方评点《史记》,只是要言启示,已与茅评殊科,方氏《书货殖传后》就以为《左氏》《韩子》之义法“显然可寻”,而《太史公》“则于其言之杂乱而无章者寓焉”,这所谓杂乱而无章之法,显然不同于时文评点家所谓承接开阖之法。姚鼐选《古文辞类篓》,虽然有圈有评,但鉴别精,品藻当,下语简,旨在启发人意,和评选时文的蹊径也不相同。再次,就是这种不同于时文的圈点,姚鼐晚年已不自足。有圈点的《古文辞类篓》,乃是姚氏门人康绍镛所刊的初刻本,后来吴启昌重刻,就已按照姚氏晚年意指,删去圈点。后期桐城古文家吴汝纶《与李赞臣书》曾说明“康刻乃未定之书,独吴氏此刻,为姚公晚年定本。姚公即世,管异之、梅伯言之徒校刊此书,其于康本,实有雅郑之别。”所谓“雅郑之别”,就是指一存圈点,一已删去。汝纶之师桐城派别支的曾国藩,虽然在所选《古文四象》的手定本中“有圈点,有评议”(吴汝纶《记古文四象后》),在《十八家诗钞》中不废圈点,评论朋辈古文,也“施批点”(见曾国藩《与刘霞仙书》),但他对圈点已经有所非议,见于他的《谢子湘文集序》《经史百家简编序》《再书震川文集后》中。而清末桐城派最后一位名家马其昶在《古文辞类纂标注序》中,又明确指出:“文章之见,随所触感,各肖其性识才学以出,其深浅高下不同之致,奚啻九级之台乎?”“何容取常人意中之语以评议古人至精深奥赜之文乎?此姚氏之所慎也。”桐城派古文家自己的看法如此,(当然另有重视评点的方东树一派)而文论家转以此诟病桐城古文,目为与时文沆瀣一气,未免过当。此其二。

  刘、姚诸人虽然有古文时文可以相通的说法,但方苞诸人却还有与此相反的说法。《望溪先生文集》卷七《赠淳安文方朝序》说:“古文之学,每数百年而一兴,唐宋所传诸家是也。汉之东,宋之南,其学者专为训诂,故义理明,而文章则不能兼胜焉。而其尤衰,则在有明之世。盖唐宋之学者,虽逐于诗赋论策之末,然所取尚博,故一旦去为古文,而力犹可借也。明之世,一于五经四子之书,其号则正矣,而人占一经,自少而壮,英华果锐之气,皆敝于时文,而后用其余以涉于古,则其不能自树立也宜矣。”《望溪先生集外文》卷五《与熊艺成书》《与章泰占书》也都深切地致慨于时文是“章句无补之学”,而力劝他的友朋后进与时文决绝。《与章泰占书》说:“使能绝意于时文,以从所当务(指用力于古文),虽古人不难至。”后来桐城派的古文家吕璜所纂吴仲伦(二人都不是桐城人,而是桐城派作家)《初月楼古文绪论》,更明确地说,“古文之体忌小说,忌语录,忌诗话,忌时文,忌尺牍,此五者不去,非古文也。”时文与古文,界线划得很清楚。如果说桐城派古文与时文一脉相通,那么,致力于时文,正可以使古文写得好,“虽古人不难至”,何至说是因此“不能自树立”,更何至说是“非古文也”。此其三。

  此外,又有一种说法,谓桐城派文论家言声与色是本于时文。此说也可商榷。中唐时代还没有八股,韩愈《答李翊书》已有“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的话;北宋时代也没有八股,苏洵《上欧阳内翰书》评韩愈古文已有“渊然之光,苍然之色”,评李翱古文有“其光油然而幽”的话了。摭拾古人的片词只语以就己说,其论断是难免于偏而不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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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轻风抚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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